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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再说起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不是新鲜话题，甚至不能引起额外的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严峻，而是因为大家习以为常了。那么什么是一个“常”字？其实就是人们会说，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不但正常而且是好事情。我们用稍微学术一点的语言可以总结为，随着老龄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而储蓄水平则可能随之下降，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老龄化社会发展中也是这样子。
那么事实如何？我们需要用数据说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着年均9.9％的GDP增长率，但中国居民消费率却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明显反差。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加速下降，年平均降幅超过了2.5％。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家庭储蓄在全部储蓄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令政府部门和中西方学者一直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为何没能拉动居民消费，中国居民为何捂着“钱袋子”？
对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如今老年人多凭借家庭和家人子女养老，然而，老年消费的高点还远远未至，一旦进入重度老龄化，未来的消费就将由老年人数量和年龄结构决定，那么，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中国老年人消费不升反降
中国未来的消费由老年人数量和年龄结构决定，因为年龄结构决定了老人身体特征，老人消费潜力释放是在重度老龄化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着年均9.9％的GDP增长率，但中国居民消费率却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明显反差。尤为在2000年以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加速下降，年平均降幅超过了2.5％（见图表）。
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中国国内消费不足再一次成为经济政策的焦点。“扩大内需”被政府认为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然而，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持续保持下降趋势，令人不禁反思政策的有效性。
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中国人口老龄化未必按照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那样会自然带来老年消费的整体上升，尤其是Ronald Lee和Andrew Mason针对中国的研究也得出此结论，中国老年人口整体消费比例较低，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
中国人口消费高峰在15岁－40岁，35岁达到峰值点，50岁以后一路下降，直至非常低的水平。反观其他国家，2003年数据显示：在德国、日本、瑞典等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的国家，50岁人口的消费逐年上升，到60岁－65岁达到峰值点，此后缓慢下降；而在美国，在30岁－65岁期间进入消费高峰期，而且中国目前的老年人口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例低于前述三个国家。
从分年龄段消费曲线的观察可以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不一定是正向的。
不同年龄段的养老压力
对比上述消费差异，背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笔者一直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社会只是刚刚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度老龄化社会相比，中国目前还是一个相对很年轻的社会。
2016年中国老人生活城乡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2.4亿人，占总人口15.2％。其中，60岁－69岁人口占比56.1％，70岁－79岁占比30％；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13.9％。其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约40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为19％。除中高龄老年人口占比不高外，现在的中高龄老年人口子女普遍较多，一般有3个－4个子女，老年人丧偶率也较低，如2016年老年人口中有配偶的占比71.6％，因此家庭养老压力尚未显现。
当然不能忘记，这背后有一个生育率代际传递的过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有一个生育高峰，其间总和生育率是6个左右，1963年一年中国就出生了3000万新生婴儿，而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1.5个左右，2018年一年中国只出生了1523万人。
今天的中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养老压力最大，可是他们的子女数量平均在4个－5个左右。而未来呢？中国高龄老人会越来越多。上世纪80年代，80岁以上老人只占到总人口的0.3％左右，而2017年占比已经超过2％，到2050年会达到10％左右。
以上海市为例，1953年全上海户籍人士中，100岁以上老人只有1人，而2018年统计百岁老人已超过2500人，90岁以上老人超过13万人。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养老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化。
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5年中国城乡老年人人均消费支出为14764元。其中，日常生活支出占56.5％；非经常性支出占17.3％；医疗费支出占12.8％；家庭转移支出占9.0％；文化活动支出占 3.2％；其他支出占1.2％。
从上述这组数据可以看出，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支出，中国老人其他消费都偏低，即便是医疗费用支出也占比不高。可见，老年人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总体消费意愿不强。
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特征，老年生活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身体状况良好，有独立生活能力，需求主要与日常生活相关，中国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所以广场舞事业发展是有基础的；到了第二阶段，老人会处于失能和半失能状态，需要生活协助；而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高龄老人阶段，处于完全失能、失智及临终阶段，需要完全护理。
预计到2030年－2040年，中国就将进入深度老龄社会。高龄老人增加，而高龄老人子女数量却越来越少，这时，发生在重度老龄化社会时期，老人的需求将从现在的基本生活休闲娱乐，转为生活协助、完全护理、临终关怀、殡葬等刚需支出。服务的量将增加和复杂，绝对价格和整体消费水平将比今天显著提升。
现在，中国的老龄化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老人的消费水平和结构还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所以家庭消费的重心还在年轻人上学、买房、结婚、生孩子和养孩子上。同时，高龄老人的养老还可以凭借家庭和家人子女完成，并不要很多消费。这些都决定了今天中国的老人消费水平不高。
所以，今天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不寻常，其实就是老龄化发展的还不到位，而20年－30年后，当深度老龄化社会到来时，我们准备好了吗？这就涉及到资金准备也就是储蓄的问题，还不是一般的储蓄而是养老资产的准备。
养老金融势在必行
养老资产是要独立且锁定一部分资产，为老年生活的购买力做准备。养老资产不同于一般性的资产，比如储蓄、现金、理财、股票甚至房产，第一要在退休之前独立且锁定，隔离其他风险；第二要在退休后不是一笔钱一次性支付给老人，而是应当转化为现金流，并且有较强的承诺发放到老人预期寿命时点也就是生存年金。
那么中国人到底做了充足的准备吗？我们不得不说还没有。
这集中表现在老龄人口购买能力的不足。2010年第三次全国老龄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2010年间，城镇老龄人口平均年收入17892元，月养老金达到1527元；2012年，城乡居民月养老金仅为81元。可见，80％老龄人口的收入，仅能满足温饱需要，无力购买养老服务。
这时再次对比发达国家，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老年人的消费程度高，背后是较高的购买能力。这个购买能力,不仅是政府基本养老保障，更重要的还是伴随市场运营的养老基金规模的增加，个人财产利得收入的养老资产占比逐年增加，政府转移支付比例逐年下降。
美国养老基金，规模为17.37万亿美元，人均57900美元，占全球的57.9％，财产利得收入占养老资产的比例接近30％，政府转移支付占比约为33％。芬兰养老基金规模约为0.27万亿美元，人均41811美元，财产利得收入占养老资产的74％，政府转移支付占比约为15％。澳大利亚养老基金规模约为2.97万亿美元，人均150761美元，财产利得收入占养老资产的46％，政府转移支付占比约为40％。日本养老基金规模约为1.39万亿美元，人均10944美元，财产和利得收入占养老资产的6％，政府转移支付占比约为46％。德国养老基金规模约为0.17万亿美元，人均2073美元，财产和利得收入占养老资产的13％，政府（社会保险）转移支付占比约为74％。
从中可以看出，要让老年人拥有优雅、安闲、幸福的生活，在老龄化社会就需要老年人能足够地消费，这个消费背后必须有较强的养老资产及其管理体系的支撑。
进一步说，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都要适应这种趋势，也就是发展养老金融体系。因此，一方面需要政府进行税收相关的政策，需要给予足够的税收优惠鼓励人们进行养老金融储备；另一方面，企业也需要积极建立企业补充养老金制度，现在的企业年金只是覆盖了十分之一的城镇雇员，金融机构则应该适时开发相宜的养老金融产品和管理体系，如养老理财、终身型年金险、养老险、养老信托等。
整个社会都要关注养老金融，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一个行业单独就可以发展好的。
老龄化社会将在中国的未来深入发展，我们当然可以做出一些美好的设想和展望，但是不要以为这些美好前景会自然而然地到来,而不需要任何艰苦的准备和打拼，长寿是好事情，但是长寿也意味着需要为健康生活提前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