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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因为缺乏具体标准，宽带消费者的利益无法真正得到保护；有线宽带网络接入难顺畅；宽带不宽、断网频繁、服务差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关于宽带的投诉量大增。
根据中消协的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互联网服务投诉21037件，同比增长1.9%。其中，网络接入服务投诉16708件，占互联网投诉的79.4%。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也使得监管破题乏力？通过调查，《中国经营报》将为您揭示一条不为人知的利益链条。
“10M带宽，每月最低只需支付66元！”看到塞在门缝里的某宽带运营商的广告，家住北京市海淀区苏州桥某社区的王大虎气就不打一处来。
2011年4月，王大虎原本采用的宽带服务到期，去续费时，工作人员热情推荐他将原来的2M带宽升级到4M。考虑到4M服务价格虽贵，但网速更快，而且如果能够一下缴足两年，月租费与2M费用差不多，王大虎爽快地认购了4M带宽。
但随后，王大虎就觉得上当了，家里的网速不仅难以感觉到有所提升，断网频次反而增加了，晚上上网高峰期经常打不开网页。
王大虎找到服务商投诉，因为工作和生活离不开网络，包括查资料、炒股、网游娱乐等，他希望服务商给出赔偿，但对方每次都以“断网只有持续超过24小时才可能有赔偿”说法推脱。
王大虎最终没有更换宽带网络接入服务商(ISP)，一方面，他明白了“便宜没好货”，所谓低价的4M和相对更好的性价比，只不过是ISP们促销牟利的幌子；另一方面，因为小区物业收取了该运营商的“好处”，该小区只允许有限的一两家服务商提供接入服务，另外一家的口碑还没有这家好。
知假售假
王大虎们的遭遇有个通俗形象的称谓：假宽带。
早在2011年12月，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下称“DCCI”)发布的《中国宽带用户调查》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固网宽带与3G用户数累积达到1.5亿与1.02亿，但中国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假宽带”。
所谓“假宽带”，DCCI给出的定义是网民使用的实际宽带下载速率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DCCI针对办理不同带宽的固网宽带用户进行了上网平均速度调查，结果发现，超过半数用户上网平均速度达不到标定速度。
具体而言，使用4M宽带的用户中，平均速度在400KB/s以下的占91.2%；使用2M宽带平均速度在200KB/s以下的占83.5%；使用1M宽带平均网速100KB/s以下的占67.6%。
很显然，费用越高、网速越快的ISP服务中，“假宽带”反而占比更高。
“国内假宽带的情况非常普遍，原因也不一而足，但就其实质来说，‘假宽带’就是‘路少车多’，每名用户从ISP那里获得的实质带宽无法达到名义购买价。”某电信设备制造公司高管李云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李云创立的公司从事无线路由器研发制造。但与一般的无线路由器厂商不同，李云专门针对国内网民带宽有限、“假宽带”现象普遍的现状，在自己生产的无线路由器上提供多重加速功能，改善用户体验。
也因此，李云对国内ISP“假宽带”的潜规则“门儿清”。
“我们平常所称的2M或4M带宽，一般是指下载时的最高网速。虽然说某一用户的网速究竟是多少，需要根据具体时段、具体位置进行测量才能准确无误，但整体来说，北京市二三级运营商提供的4M带宽，高峰期平均下载速度1M都不到，属于正常现象。”李云说，对于假宽带，北京市的ISP们心知肚明，二三级运营商里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利益纠葛
因为深知二三级ISP的盈利模式，李云家里安装了北京联通的3M包月带宽，每月120元。这一价格确实较王大虎每月平均不到80元的4M带宽价格为高。
“3M带宽的售价之所以高出4M，根本原因就在于两者的盈利方式不同。北京联通是宽带光纤的直接铺设者和宽带服务的一级运营商，他们会将部分带宽批发给二三级ISP，二三级ISP再将其加价零售给普通网民。”李云说。
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同等服务价高者不可能获得用户青睐，所以，二三级ISP要么致力于一级ISP骨干网未曾到达的社区进行“最后一公里”的神经末梢升值服务，要么向小区物业购买独家入户权“垄断”经营，要么售卖“假宽带”——更快的网速反而更低的市场售价。
国内的一级ISP主要包括电信、联通等大运营商；而在北京，诸如歌华有线、长城宽带、方正宽带等都属于二三级ISP。
不难发现，作为ISP零售的主力，二三级ISP盈利模式上天然有提供“假宽带”服务的“囚徒困境”。
除此以外，网民购买的“假宽带”服务，也可能是“黑宽带”。
所谓“黑宽带”，即某单位购得的带宽，在完全有富余的情况下，主管带宽的高层会将部分带宽以合适价格私下转卖给二三级ISP获取个人私利。
“这种情况有一个很具体的特征，即用户个人电脑显示的IP地址(相当于互联网服务中的身份证)与外面看该用户的IP地址不一致。因为这样做的二三级ISP甚至更小规模的运营商，必须通过内外网技术将前述非阳光获得的带宽进行‘洗白’，将本来并非自己的网络带宽伪装成属于该运营商的。”李云说。
监管难题
不过，如果因此就将“假宽带”责任全推给二三级ISP也不公平。毕竟，他们无权像电信、联通一样在国内架设宽带骨干网，只能从大ISP“虎口”中批发再零售“讨生活”。也是看到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2011年对中国电信和联通等一级运营商发起了反垄断调查。
2011年底，中国电信和联通做出的整改承诺称，将对骨干网的互联互通进行扩容。在此基础上，工信部2012年4月发起了覆盖全国的“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动员部署大会。时任工信部部长苗圩明确提出2012年我国要实现4M及以上宽带接入产品市场占比超50%、新增光纤到户覆盖家庭超过3500万户的发展目标。
2013年初却有报道称，囿于光纤宽带投资回报周期太长、投资回报率太低，国内宽带运营商2013年将对实装率低的地区减少或停止宽带提速普及工程。
就此，工信部相关司局以及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向媒体澄清并无“反水”之说，宽带普及提速工程也不会刹车。工信部和中国电信、联通两大“寡头”提供的数据还显示，2012年，两者在宽带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600亿元；年内新增1.93万个行政村通宽带，行政村通宽带比例从年初的84%提高到了87.9%；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实现年度目标，使用4M及以上宽带产品的用户比例超过63%。但市场针对“假宽带”及背后我国电信业的运行体制争议却未平息。
两会期间，腾讯公司CEO马化腾“一针见血”，他认为，信息高速公路应该理解为像公路、铁路、机场、电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他呼吁，互联网的基础建设尤其是宽带应该由国家来承建。而不要把这些交给运营商移动、电信、联通来参与：这些运营商肯定要算一笔账，设备贵、电力贵、带宽贵、光纤铺设也贵，他们会把这些成本都叠加在老百姓身上，所以造成国内工资水平比别人低，但上网资费却比其他地方贵几倍、十几倍。
知名电信专家项立刚也曾公开表示，中国大规模的光纤宽带网路建设，仅靠运营商不现实，国家要投更多的钱。
而在移动、电信和联通三大ISP看来，几十年来，电信基础设施确实是由国家来建，但国家也肯定要有具体的承建主体，最终还是三大ISP而不可能交给社会企业。
或许，正是如此环环相扣的利益链，导致“假宽带”最终破题乏力。